王岩的日本生活 享特权成为一种追求 是可悲的事情

1927年，王耀南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成为一名工兵指挥员。他身经百战，战功卓著，多次受全军通令嘉奖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的创始人之一，有“工兵王”“地雷王”“爆破王”之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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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受毛泽东影响参加革命

萍乡市上栗县是中国烟花爆竹的发祥地。据老艺人回忆，上栗从明朝开始做鞭炮，到清朝时，各家各户生产已很普遍。清康熙以后，上栗成了爆竹生产、销售的集散地。清末民初时期，上栗从事爆竹生产和经营的厂家、作坊发展到上百家，年产爆竹两万箱以上。

村子里一户人家储存的烟花突然发生了爆炸，整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。村民也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。为了继续生存下去，王耀南便只能和妹妹随母亲，投奔在安源煤矿当爆破工的父亲和爷爷。

一家人团聚后，王耀南跟着父亲和爷爷，成了安源煤矿井下的一名爆破工。当时安源煤矿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：“少年进炭棚（煤矿），老来背竹筒（讨饭），病了赶你走，死了不如狗。”寥寥几字，将底层贫苦大众被无情剥削的惨状揭露无遗。

“首先资本家要挣钱，他就会想方设法克扣煤矿工人薪水，并且对工人非打即骂。往往一个煤矿在井下用生命挣来的钱，被克扣完后都不够一家子吃上饭。”王岩介绍，当时矿里的工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：下矿时用一块布围在头上，防止煤块砸到头；换衣服时，这块布又被用来当遮羞布；洗澡时则是搓澡巾。

1921年，矿里来了一个“教书先生”，与工人一起干活。休息时，大家围在一起听“教书先生”讲话。年少的王耀南也很好奇，紧挨着这个自我介绍叫毛润之的“教书先生”坐下。听毛润之给他们讲煤矿工人的悲惨命运，讲矿主的贪婪。

当王耀南听到这个教书先生在讲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时候，他在一旁插话，“我们小孩儿更不容易！经常不给我们钱，老打我们！”

毛润之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我叫王耀南，他们都叫我冬伢子。”

“你叫冬伢子，我小名叫石三伢子，咱们都是伢子。”

这一时期，毛泽东在安源煤矿给矿工们讲革命道理，影响了冬伢子的一生。

1922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在安源煤矿建立了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的组织：儿童团。王耀南是儿童团团员。王岩说，因为父亲非常活泼伶俐，性格外向，1922年9月党派刘少奇同志组织工人大罢工时，他们就站岗放哨、传递消息或贴标语、糊旗子，为大罢工出了不少力。

1925年9月，安源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胜利三周年会议。会议非常成功，但当天晚上，资本家勾结赣军，包围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，捉住了副主任黄静源并枪杀了他。矿工们将黄静源身上的血迹擦洗干净，并为其换上干净衣服。

“我父亲和他的伙伴们把这件血衣撕成布条，系在脖子上。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血染的红领巾漂了起来。”

1927年9月，王耀南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，走上了井冈山，并由此开启了他的革命道路，成为最早的红军干部之一。由于王耀南掌握炸药技术，成为红军中的工兵骨干。在此后的战斗生涯中，他被战友冠以“工兵王”“架桥王”“坑道爆破王”“地雷王”等称号。

任红军总参谋长期间，刘伯承说过：“只要王耀南有烟抽，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；只要王耀南有酒喝，红军没有过不去的河。”

父亲提出了地雷战和地道战战术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《地雷战》和《地道战》至今仍家喻户晓，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的是，地雷战和地道战战术最初是由王耀南提出来的。而王耀南还是电影《地雷战》和《地道战》的军事指导和军事顾问。
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王耀南率工兵在延安修建机场。1938年年底，王耀南听说朱德总司令从前线返回，便去看望。当时，前方指挥部下发了一条训令，即让有专业特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些战术。朱总司令说：“你王耀南是有专长的，从小搞爆破，又有实战经验，完全可以用你的专长创造出一两种战术来打击日本侵略者。”

“我父亲就和朱老总说，‘我这点儿文化底子你是知道的，都是你提出战术我们去执行的，我哪会提出战术啊。’朱老总说你们是最有战斗经验的，你给我说说你作战的情况，我父亲便给他汇报。”

早在1934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时，王耀南就提出用竹筒等器材做地雷迟滞敌人进攻的构想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他最早提出用铸铁，瓦罐，石头等物质做地雷壳。

“汇报完了，朱老总说这很好啊，你这可就是个战术。但是光这样还不行，你这就一种打法，你要好好将它总结成战术，你这种战术叫干脆就叫地雷战吧！就这样，地雷战的名字出来了。”

百团大战前夕，王耀南接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：迅速带着几个工兵干部去黄崖洞兵工厂指导防御工作。为了抵挡日军进攻，保住我军弹药大本营，王耀南在会议上提出大面积埋雷。

王耀南生前穿过的草鞋

之后，王耀南在百团大战的备战过程中，又总结了大量实战经验，创造并完善了从造雷、埋雷、引雷起爆，到反探测雷、反挖雷、保护自己布设雷场等一系列工作。

1941年2月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批准王耀南大规模使用地雷、开展地雷战的作战方案，并组织工厂研制和大量生产土地雷、滚雷等土装备。晋察冀根据地周边开始推广“地雷战”，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。

就在晋察冀边区大力推广“地雷战”的时候，日军反复对冀中平原进行“扫荡”，冀中形势非常严峻。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，提出“地道战”战术，即利用村落改造地形，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、小地道进行改造，将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，改造成可以防毒，防水，防挖，可以藏，可以打，村内村外联成一片的战斗地道。“地道战”解决了平原地区军民打、藏、养的问题。

不过，关于自己的革命事迹，王耀南很少在子女面前提及。“我们对他的了解，更多的也都是通过别人对他的采访，我们一点点听到的。”

作为王耀南的小女儿，哥哥们离家入伍后，王岩便成了陪伴父亲时间最长的孩子。往往有人来采访父亲了，王岩便会在一旁听父亲的一些事迹。不过王岩也坦言，作为女孩子，小时候的自己对父亲的战斗生涯不是很感兴趣。

“可能男孩子会对打仗、武器之类的东西感兴趣，我那时候对这方面的东西确实没有很大兴致，就是偶尔听一听。”

“脾气火爆”的父亲爱兵如子

在网上搜索“开国少将王耀南”这几个字，出现最多的，是“脾气火爆”。对于这个评价，王岩有着自己看法。

“网上评价父亲脾气火爆，这也能理解。”王岩认为，作为一名搞爆破专业的工兵，深知这其中的危险性，稍有差池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，必须得要由专业人来进行严格操作。因此，当遇上“不懂行”的上级领导下达命令，或者战士没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操作时，父亲的脾气就会“火爆”起来，这是他的原则。

1930年以后，蒋介石和阎锡山引爆中原大战，红军正好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扩红”运动。当时王耀南任工兵大队长（团），上面给他分了800个十六、七岁的孩子，让其培养成工兵，王耀南坚决不同意：“我们工兵是技术工种，哪能一下就教会他们？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把孩子们送到前线当炮灰啊！他们还都是孩子啊！”违抗命令的王耀南，被降职到炊事班为班长了。

“我觉得很正常，他脾气火爆，主要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。但他是一个对战士特别好的人，要是说他脾气火爆对谁都发火，我不认可。”

爱兵如子，是王岩对她少将父亲的印象之一。

在王岩的记忆中，每年除夕，父亲王耀南或者是去替战士站岗了，又或者到食堂替炊事班帮厨，再不然就是跟战士们一起吃年夜饭。总之，父亲几乎没在家吃过年夜饭。到了大年初一，父亲又一定会让家里的警卫员、炊事员、秘书、司机等工作人员，带上家属一起到家中共同吃新年饭。

作为王耀南唯一的女儿，王岩没少受父亲宠爱，尽管女孩子有时会任性不讲理，但王耀南也很少对她生气，唯独这件事除外。“我只要对警卫员、司机等工作人员说话大声嚷嚷了，父亲就会很严厉地批评我，让我必须向他们道歉。”王岩说，这是父亲绝对无法容忍的。也因如此，每次王岩都会被父亲带着，一边哭泣着一边向工作人员道歉。

王岩与父亲合影

说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，66岁的王岩总能记得父亲的每一句教诲，能详细、准确地说出往事的点滴细节。

王岩对父亲的另一个印象，是极其简朴。

王耀南白衬衣里面的背心，已经破到挂满了一个个的小洞，仍舍不得换掉。夫人曾林要给他换新的，他总是摆摆手“不换，这还能穿。”

小时候的王岩，经常搂着父亲的脖子，享受来自父亲的怀抱。但调皮的她，总会用手偷偷地去抠父亲背心上的破洞，“撕拉”一声，原本只有个小破洞的地方豁出一个大口子，彻底没法穿了。

但他也不生气，还笑话这个小女儿：“你就是故意想让我穿新衣服吧！”

将遗体捐献，第一次向组织提出要求

1984年11月3日，王耀南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3岁。生前，王耀南主动提出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，为四化建设做最后的贡献。

谈及这个话题，正在回忆中的王岩眼眶泛红。

“他心脏旁、眼眶里的弹片，他觉得这么多年都取不出来，说明现在的医学还不是很发达，那去世后把遗体留给医院做研究，也算是对新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一点贡献。”

作为和父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，王岩从心里舍不得父亲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。“说句心里话，我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是不理解的，也是不同意的。”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王耀南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他的要求：去世后，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安源老家。之所以提出要安葬在安源，并不是传统观念里的“落叶归根”，王耀南想的是，要和长眠在安源的工友们、战友们共同回忆他们的革命生涯，要一起看着自己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。

王耀南去世后，夫人曾林将他的勋章、礼服和奖章都捐献给了安源纪念馆。王岩说，这也是父亲的心愿。

王耀南与夫人曾林

“组织上给他的评价是‘他是我军近现代史上最会使用爆破和坑道作战的将领’。但作为我们儿女，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、办事认真，平易近人的父亲。我很爱他！”

“享特权”成为一种追求，是可悲的事情

现今很多人都在忧虑社会公德的衰败，无论是官员的腐败、还是普通人以追求特权，拥有特权，享受特权为荣，无疑都在传递着一种不良社会价值观。

在王岩看来，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。“说实在的，讨论‘特权’这个话题，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的父辈是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洒了热血的，是打了江山的。但那是父辈的功劳，他们的功劳、他们的标签可以贴到子女身上吗？父辈带给我们的自豪感和荣誉感，不允许我们做出玷污他们名字的事。”

“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追捧‘享特权’的现象？例如那些靠买官卖官上来的人，他看见的不是国家和军队的建设，看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利益，看见的只有自己的地位和利益。”

作为革命后代，王岩对动辄靠父母名号给自己带来特权享受的人很是鄙夷。“多年前喊出那句‘我爸是李刚’的人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不就是特权作祟吗？”在王岩看来，这是她们这个年代的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。“利用父母的名义，这不就是在玷污他们的名字吗？”

王岩说了父亲两件让她记忆极深的事情。

王耀南的专车，从来不用在私人事务上。在王岩记忆中，自己的嫂子当年怀孕，要到医院去做检查，为此询问父亲能否让司机开车送她。结果被父亲一口回绝：“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要生孩子，她们没有车怎么办？不照样生孩子。车是国家配的公车，怎么可以私用呢？”

“那我嫂子没办法，一边哭着一边去挤公交车到医院产检。”

王耀南一家人在长城合影（右一为王岩）

六十年代末，与那个年代诸多年轻人一样，王岩也即将入伍当兵。那时，部队里有很多来自农村贫苦地区、家庭条件极差的孩子。为此，王耀南告诫王岩：“在部队里不许瞧不起农村子弟兵。既然加入了部队，你就必须跟他们是一样的。你不要抱有享‘特权’的心态。”

在部队的那几年，割猪草、掏大粪、盖房修路、扛大汽油桶，王岩样样都做过。虽然很艰苦，但这种环境下的教育为王岩之后的人生奠定了不一样的基础。直到现在，王岩仍和当年来自农村的子弟兵战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“时不时地还会寄点他们老家的玉米面、香油之类的农产品给我尝尝。这种战友情，无关家庭出身，无关贫穷富有。”王岩说。

话语间，王岩对近期引发全民关注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，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现在很多人都处于一种非常浮躁的状态，腐败现象因此也非常严重。十八大后腐败问题虽然比以前要好多了，但并不是没有了，短期内彻底消灭腐败，重新走到正轨，不太现实。”

如王岩上述所说，她认为个别干部官员依靠买官以及关系进入到了某个岗位，这类人的为官素质自然非常低，加之还有一些干部官员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，最终导致公信力下降。这都是不作为、懒作为的表现。

“激进的解决方法是把这类干部官员都撤了，但关键在于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这是一种现象。靠撤一些干部官员能短期内改变，但今天把这个官员撤了，万一明天换来的官员还是一样的素质呢？相同的问题会不会又反复出现？想要彻底解决，只能不断提高干部官员素质，从高层到基层，各级领导都要提高。而且从年轻人、从孩子们就要开始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，这是一项长远的计划。”

撰文：周晓宇

视觉：宋琦

统筹：王海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