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柳元个人简历 英雄塑造了我
从影以来，丁柳元出演过40多部影视剧作品，大多是主旋律作品。既演过江姐这样的革命人物，也演过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保护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而做出贡献的协和医院解剖系助教（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《“北京人”事件》）。
“红色”已经深深融入到丁柳元的骨血之中，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评价都是“朴实、不娇气、坚韧”。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时候，同事们对丁柳元的年终评语是“对自己够狠，对同志够敬”。丁柳元说，这或许就是这些红色人物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奔向角色的
20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影片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上映，丁柳元在片中饰演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。在丁柳元看来，这个角色和她之前饰演的贺子珍、杨开慧、江姐等那些革命女性不同的地方在于，那些女性本身是革命家，徐俊雅则是世俗社会中平凡生活的女性。
即便身份不同，这些女性却是有共性的，“无论是作为革命家的女性，还是徐俊雅这样的女性，都通过各自的事迹展现和诠释了女性的美、女性的人格力量和魅力，诠释了中国精神和中国美学。”丁柳元说，“作为革命者的女性，她们在战争年代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，表现出了凛然大义和悲壮崇高的美；而作为和平年代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女性，她们身上同样展现了服从大局、忠于职守、忘我奉献的可贵精神。”
丁柳元很喜欢中学课本里头的一篇文章《爱莲说》，是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的作品: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。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在演绎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，丁柳元同样诠释出“甚蕃”的女性人格魅力所在，而她自己则独爱莲花的君子之美，中国女性身上的柔美、厚重、深刻、含而不露的大爱。
丁柳元出身军人家庭，爷爷、父亲都是军人。耳濡目染，丁柳元从小就会严格要求自己，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服从感。“服从是军人的天职，而这个服从不是简单的服从，而是对于大局的理解，对于目标的尊重。”丁柳元认为，无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出身，都应该有职业操守、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，军人家庭给她从小在人格和行为做派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，那就是服从大局、严格要求、洁身自好。
1997年，丁柳元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和北京电影学院，同时被两所学校录取，军人家庭出身的她最终也是选择了军艺作为自己表演事业的起始点。在此之前她在国航座位控制中心做白领，有着很好的职业前途。决定重新参加高考之后，丁柳元毅然辞职，每天乘坐320路公交车，到北京大学去上课，一直上到晚上10点多。
现在回想起来复读的那段经历，丁柳元觉得那会儿耳边的风都是呼呼的，前面有亮光吸引着自己向前，心里则充满着梦想。“梦想”这个词丁柳元十分喜欢，以前到学校或者部队讲课，底下的听众都是00后，丁柳元对他们说，年轻就应该有梦想，有梦想比什么都了不起。
四年后丁柳元从军艺毕业，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做演员。八一电影制片厂对演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用丁柳元的话讲，尽管跟部队不同，八一厂却和部队有着很多共性。比如对于八一厂来讲，每一个任务都像作战的目标，任务的实施则像执行作战计划那样进行，对演员来说，是很好的严谨作风、注意节奏、克服困难、服从组织和大局的训练。
尽管获得过诸多奖项的认可，饰演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角色，丁柳元却始终认为对于表演自己“很笨”，尽管老师们都认为她特别是这块料，她自己却觉得自己每次接近角色的过程特别费劲，劳心劳力。“有很多理论说演员要让角色奔向自己，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奔向角色的。”丁柳元说，“比如说老师不让我演麦克白，不让我演林黛玉，因为觉得这种大青衣很容易接近我，他让我演吝啬鬼，让我演上蹿下跳的媒婆，让我演很多在地上打滚的角色，就是为了打破我固有的东西，所以我特别感谢老师。”在解放军艺术学院，贾全仪老师让丁柳元不上场，在场下喊三声“寇老爷”，把在场所有观众都喊酥了，丁柳元从模仿老师的声音开始，练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终于把自己揉碎了融入进角色。
Q-北京青年周刊
A-丁柳元
能够遇到这些角色，我挺幸运的
Q 在成为演员的这条路上，有哪几部作品对你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里程碑，代表了你一个阶段的成长和进步？
A 《江姐》。《江姐》是我真正意义上大女主的戏，对一个演员的锤炼不光是演戏方面的，还有体能、心理的调动能力。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是里程碑性质的，让更多观众认识了我，同时也让我上了一个台阶，能力有所提升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清晰意识到自己愿意演这样的角色，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了清晰的认定。
当然，有些人说看我一直在演红色人物，但其实我演的每一个红色人物都不一样。比如说《江姐》之后很多人请我演地下党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些剧本让我的表演有更大的空间，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戏都是踮着脚的，都是新的尝试，而不希望简单的重复。你可以看到我的履历里面没有类型重复的角色。也有很多人劝我说，你把这个领域站住脚，以后女英雄就都是你的了。但是我更相信好的艺术是来自于少数的，我特别愿意去做少数的人，哪怕很艰难。
Q 你是那种为戏成魔的类型吗？有没有走不出来的角色？
A 梨园界有句行话，“不疯魔，不成活”，意思说是只有达到痴迷的境界,才能将事情做到极致。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事实上都应该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的。比如走位置，跟其他演员的配合，所有的这些拿捏都是要有理性的程度在的，不能说演得都忘了，不是这样的状态。但是在那一刻你所有感性的部分应该完全是人物的状态，不能有你自己的状态。
我的确始终认为我不是那种高天赋型的人，虽然我的老师们和朋友们不这么认为，但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要用笨方法进入的人，我也会演完一段时间出不来，的确是会的。比如在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中，有一段戏是郭晓东扮演的焦裕禄在弥留之际，我完全不能看他。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面，大家在安静地准备设备，我就不能看他，一看他就要哭。郭晓东小声跟我说开始，我就冲那边比划一下，一看他我的眼泪就会喷出来。
还有一场戏，焦裕禄跟别人要烟，我以为他是想抽烟，后来才发现他是在用烟头烫自己转移疼痛。那场戏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也来了现场，她后来跟我说，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谁在哭，那哭声听了人的胃都会跟着疼。她说：“柳元儿，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？”我问她说了什么？她说，导演喊完停之后，还没有关机之前，你说了一句你“不想活了”。我自己却一点儿也记不得了，我只觉得我特别无助，特别绝望，生命中最挚爱的人，他就一步步地离我越来越远了，但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很多场戏都是这样，导演都要赶紧喊停及时控制住，即便那样每次喊停之后我的心跳还是特别快，心脏好像被抽出来的感觉。演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之前我104斤，拍戏一个月之内，我的体重就降到了97斤，精神上的折磨特别消耗人。
Q 塑造这些人物的过程中，你自己是否也会受到人物感染，内心会产生蜕变和升华呢？
A 经常演这样的角色，就像拼图一样，我也会把每个角色里面的某种特性拼成自己。就像在金鹰奖得奖的时候，我说了一句获奖感言：与其说演员塑造了英雄角色，不如说是英雄塑造了我。每一次跟英雄角色的灵魂碰撞，事实上都是对自我的一种升华。我想说能够遇到这些角色我挺幸运的。
Q 你怎么看待“英雄”二字？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“英雄”？
A 我理解的英雄是能够为了崇高的、远大的目标，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努力，能够有奉献和牺牲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意志。
梦想成为有温度的艺术家
Q 对于表演，你觉得自己是经验型的还是天赋型的？
A 好像不能够把经验和天赋对立起来，演员是需要天赋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实践。划分成经验型或者天赋型不够准确。一个成熟的演员要有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天赋，但是仅仅依靠天赋是不够的，很难说天赋就可以支撑你的整个职业生涯。而纯粹的经验恐怕也是不对的，因为更多的需要思考。我觉得，叫做在天赋基础上的实践，可能更为准确，而不是经验。演员要热爱自己的角色，足够投入才能够真正把角色演到位。而对于演员本身来说，一些作品甚至可以长期影响自己的思想情感，甚至演技。
Q 你最希望看到大家对你怎么样的评价？比如说听到丁柳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，你会觉得很高兴？
A 别人对我的评价我真的没太多想，我这个人特别关注于自身每一天的成长。特别坦率地说，我并不是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，首先也要爱护自己的羽毛，但是我从来不跟别人去比较，我总是跟我家里人，跟我的晚辈说，我更希望自己每一天都有所成长，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别人怎么评价我从来没有考虑过，我认为一个人也好，还是一个演员也好，最重要的是真诚这两个字，没有这两个字你肯定演不好，做人也做不明白。相对于别人的评价，我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。
Q 你的职业梦想是什么呢？
A 成为一名艺术家，有温度的艺术家。小的时候我父母订阅了一本杂志叫《大众电影》，我现在还存着。有一次八一厂点名，我们围着一个桌子坐在那里，我突然看到对面是黄梅莹和金鑫，我一下就愣住了，我想他们俩怎么坐得那么像我在《大众电影》里看到的那张照片啊！我记得那是一张他们夫妻两人坐在一起接受采访的照片。我一下子意识到怎么小的时候好像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见到的东西，变成现实了。然后我又慢慢看到老演员田华、王晓棠、王心刚、刘江、袁霞、曲云、祝新运……这些原来在杂志上看见的老师们，一下子都成了我的同事。艺术也是有传承的，这些演艺前辈们对我有着很深的言传身教。我记得我去参加田华老师从艺80周年的一个聚会，周围都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们，我是最年轻的与会者。晚会开场，大家一起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把我唱哭了。我就觉得站在我周围的这些人是坦坦荡荡、清清白白的一群人，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到哪个年龄都敢坦荡地站在这里。我也希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，有一天不管你走到哪儿，可能你满脸皱纹了，别人也认不得你了，但是你会很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人生，这是我最想做到的。
文/康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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